1962年秋
赣省北部某县医院，条件简陋得让人心惊。墙壁是斑驳的石灰墙，地面是坑洼的水泥地，几张病床挤在狭小的病房里，床单洗得发白，有些地方还打着补丁。
何洪涛穿着白大褂，脖子上挂着听诊器，正在给一个腹痛的农民检查。吴倩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何卫国站在门口，三岁的女儿何思雨扯着妈妈的衣角，好奇地看着爸爸工作。
“阑尾炎，得马上手术。”何洪涛直起身，对旁边年轻的县医院院长说，“准备手术室，我来主刀。”
秦淮茹的声音像碎冰，砸在傻柱刚刚退去热度的心上。
“帮我。”她说，一边系着碎花袄子的最后一颗盘扣，手指稳定得可怕，与刚才的颤抖柔弱判若两人，“我知道何洪涛每周三晚上会去法医研究中心加班，通常十点左右离开，自己开车。从研究中心回大兴胡同，会经过西直门外那截老城墙，那里路灯坏了三个月还没修，晚上几乎没人。”
她转过身，月光从窗外照进来，勾勒出她半边脸的轮廓，另外半边陷在阴影里。那双眼睛里的泪光早已干涸，只剩下深不见底的幽暗：“黑三会在那儿埋伏。但他需要有人确认何洪涛离开的准确时间，最好……能让他单独出来，走到预定地点。”
傻柱怔怔地看着她，仿佛听不懂她在说什么。身体还残留着刚才那场疯狂的温度，脑子却像被泼了一盆冰水，一寸寸地冻僵。
转眼已是1960年初。
这是一个在历史长卷中被特殊标记的年份的开端，空气里弥漫的不仅仅是严寒，还有一种更深的、无声的紧绷。
何洪涛走在去吴家的路上，心里只盼着这个众所周知的“灾年”能快些过去，人们能少受些苦。
而他自己的生活，却在这片灰蒙蒙的底色上，意外地涂抹了几笔鲜亮的色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