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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1年的沂蒙山区，秋天来得格外早，也格外残酷。日军发动的“铁壁合围”大扫荡进入最疯狂的阶段。飞机终日盘旋，炸弹将原本郁郁葱葱的山林炸出一个个焦黑的伤疤；数路日军像梳子一样篦过山谷，见村烧村，见人杀人，企图将八路军主力逼入绝境，更要将这片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根基彻底摧毁。
八路军主力灵活转移，在外线寻找战机。而留在内线的机关、后勤、医院以及成千上万的群众，面临着空前的压力。转移，不断转移，向更深、更险的群山深处转移，是唯一的生路。
朱锐所在的军区政治部宣传队，早已不是当初那支只是唱歌演戏的“姊妹剧团”。两年多的战斗锤炼，让这些原本文艺兵出身的姑娘们，成长为能宣传、能救护、能组织、甚至能在必要时刻拿起武器战斗的多面手。她们此刻的任务，是跟随一支由部分机关人员、医护人员和大量逃难群众组成的混合队伍，向大青山地区转移。
队伍庞大而臃肿。有挂着木棍、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；有怀里抱着吃奶婴儿、面色焦黄的年轻妇女；有失去父母、眼神惊恐牵着大人衣角的孩子；还有不少用简易担架抬着、或勉强自己能走的伤员。山路崎岖陡峭，队伍拉得很长，行进速度慢得令人心焦。
浆纱池里的水汽蒸腾起来，模糊了朱兴邦的眼镜片。他的指尖在记录本上停住——配方表上那个微小的改动，足以让这批日军将校服在雨季战场上变成碎布。
“朱工程师，温度达标了吗？”身后传来监工松本的声音，皮靴踩在湿漉漉的水泥地上，每一步都像踩在朱兴邦紧绷的神经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转身，脸上挤出技术人员特有的、专注而略带拘谨的表情：“还差两度，松本先生。浆料的黏稠度对温度很敏感。”
仁德纱厂的浆纱车间在1941年秋天的午后，闷热得像一个巨大的蒸笼。潮湿的水汽裹挟着淀粉和化学浆料特有的、微甜而刺鼻的气味，附着在每一寸墙壁、每一台机器、每一个人的皮肤上。巨大的浆纱机轰鸣着，滚烫的浆槽里，乳白色的浆液翻滚冒泡，如同某种病态的温泉。
朱兴邦站在主控台前，深蓝色的工装后背已经洇开一片深色的汗渍。他推了推滑到鼻梁中段的金丝眼镜——这副眼镜是他在东京旧货市场淘来的，镜腿处有一个不起眼的划痕，就像他此刻的人生，看似完整，内里却布满裂痕。回国已近半年，他依然无法适应这双重身份带来的撕裂感：白天，他是仁德纱厂受日方“器重”的归国工程师，负责技术改良和生产监督；夜晚，他是背负着家仇国恨、不得不在敌人眼皮底下讨生活的囚徒，更是父亲朱明远那条隐秘战线上一枚沉默而危险的棋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