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当兵的成与败，世人的议论从来就没断过。有人说军营是磨人的炼狱，苦得能把骨头熬软、把意志磨钝；也有人说军旅藏着最纯粹的乐，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酣畅与滚烫。有人赞当兵能炼出真性情，把毛躁小子磨得有棱有角、沉稳可靠；也有人叹部队规矩太死，把人“当傻了”，磨掉了烟火气、少了变通劲儿。更有人说军营是所大学校，能学真本事、长大见识；可转头就有人泼冷水：“当三年兵不如包三年工”，攥在手里的票子才最实在。
刚入伍那几年，我还是个满脑子懵懂、带着农村小子青涩的18岁少年。听见这些七嘴八舌的议论，不管是说当兵苦、当兵乐，还是笑当兵的“傻”，拿打工挣钱来比，我都忍不住要争上几句。那时候年轻气盛，一门心思就想留在部队，第二年便重新拾起书本，铆着劲要干出个样子。可如今，再听人聊起当兵的是是非非，我已过不惑之年，鬓角悄悄爬上了银丝，只会笑着应一声“嗯，嗯，嗯”。不是懒得争辩了，是二十二年的军旅岁月，从18岁到40岁出头，把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年华都浸在了军营里，那些闲言碎语早被岁月酿成了心底的陈酿——苦是真真切切的苦：十公里越野后磨穿鞋底的胶鞋，鞋里浸着汗与血的黏腻；战术训练时在碎石地上匍匐，作训服被划得满是破洞，胳膊肘、膝盖蹭得皮开肉绽，结痂又磨破，旧伤叠新伤；不分昼夜的紧急集合号随时可能刺破寂静，裹着寒霜打背包、扛钢枪，冻得手指僵硬仍要争分夺秒；武装泅渡时顶着风浪前行，体力透支到眼前发黑，仍死死攥着枪杆不肯松劲。乐也是滚烫烫的乐：拉练途中共享的半块硬邦邦的干粮，你推我让间浸满战友情；考核通关后战友间狠狠的击掌，震得手掌发麻，眼里却闪着劫后余生的光；暴雨中一起加固工事，浑身淋得透湿，却对着彼此泥花满脸的模样哈哈大笑；深夜站岗时，与战友并肩立在寒风里，聊着家乡的月亮，寂静的营区只剩风声与心跳。
这二十二年，是从青涩少年到沉稳中年的蜕变，是把18岁的懵懂、20岁的热血、30岁的坚守，都一股脑献给了军营的漫长时光。别人的18岁，或许在校园里畅想未来，或许在乡野间追逐自由；别人的20多岁，或许在谈情说爱、组建家庭，或许在商海中摸爬滚打、积攒家业；别人的30多岁，或许早已儿女绕膝、享受天伦，或许事业有成、安居乐业。而我，把人生最该肆意张扬、最该积累沉淀的黄金年龄段，都交给了队列、训练和营区的日升月落。我的青春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，没有灯红酒绿的喧嚣，只有橄榄绿的军装、磨破的作训服、战友的鼾声和永不褪色的军号。
至于“锻炼人”还是“当傻了”，“大学校”还是“不如包工”，本就没有标准答案，不过是各人站在各人的日子里，说着各人的体会罢了。算下来，我在部队一待就是二十二年，从稚气未脱的毛头小子，熬成了战友口中的“老班长”，营区的一草一木、一砖一瓦，都刻着我的青春痕迹。
草根真到了拿主意的关口，草根反倒犯了难。去还是不去，像两块浸透了雨水的土坯，沉甸甸压在心里的天平上，左晃右晃，难分轻重，怎么也挪不开半分。舅舅和姐夫的身影总在眼前绕来绕去——舅舅从部队回来那年，春寒还没褪尽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，背着个帆布包，依旧守着家里那几亩薄田过日子。军人的底子还在，干活利落不拖沓，田埂修得笔直，庄稼种得齐整，哪怕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腰杆也比村里其他庄稼汉多了几分挺括，可日子还是老样子，起早贪黑忙一年，也只够糊个口。草根瞧着舅舅鬓角慢慢冒出的白发，心里清楚：当兵没改变庄稼人的命，该受的苦一点没少，该难的日子依旧难。
姐夫当了五年兵，退伍回来时，行李里除了几件叠得方方正正的换洗衣物，就只有一本退伍证。那证封皮鲜红挺括，烫金的字迹还泛着亮，被他仔细揣在贴身的衣兜里，连一点折痕都没有——军人把荣誉看得比啥都重，这证是五年军旅的念想，是摸爬滚打的见证，自然护得严实。他在家歇了半个月，看着父母鬓角的白发，没等歇透就扛起家里的木担子，往山里去割喂牲畜的草。河北唐县的山沟路陡石多，晨露打湿裤脚，荆棘划破胳膊，他却凭着军人的韧劲，起早贪黑地干，每天回来时，担子两头用绳子捆着的草堆得像小山，压在肩上稳稳当当。割回来的草摊在院子里反复晾晒，干透了就码起来，堆得整整齐齐，没多久就堆满了整整一屋子。等冬天村里牲畜缺草料时，他就挨家挨户去问，几分钱一斤卖给养牛羊的人家，换了些钱，数额不多，却是一担一担、顶着日头冒着风雨挣来的辛苦钱。草根瞧着姐夫晒得黝黑的脸，还有那双被担子压红、被镰刀磨出厚茧的手，心里明镜似的：当兵磨出了硬骨头、实性子，可没磨出挣大钱的门路，到头来还是得靠力气换饭吃。自己要是去当兵，会不会几年后回来，也和他们一样，除了一身硬朗，啥也没落下？
村里人心里都有数，当几年兵不如在家打几年工，至少能攥着实实在在的工钱，不用回头再从零开始。那些年，村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，春节回来时，有人穿着笔挺的西装，有人手里攥着厚厚的钞票，说话的底气都比旁人足。反观那些退伍回来的，大多还是守着田地，或是找些零工糊口，日子没见得宽裕多少，反倒错过了挣钱的好时候。可村里的广播依旧天天响着，早中晚三次，一遍遍吆喝着征兵报名的事，声音穿透土墙，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，带着一股子让人没法忽视的劲儿。草根跟着大流，报了名，混在体检的队伍里慢慢往前挪。他们村够年龄的小伙子有二十多个，一个个穿着洗得干净的旧衣服，脸上带着几分茫然，几分忐忑。谁都明白，按规矩得过来走一趟，所以不管家境好坏，都硬着头皮来了，脚下的路走得沉沉的，像是踩着不确定的未来。
家境好些的人家，总觉得日子安稳，顿顿能吃上白面馒头，逢年过节还能杀头猪、炖锅肉，这样的日子，在村里已经算是顶好的了。他们家的孩子来体检，多半是顺着大伙儿的意思，走个过场，图个面上好看。草根后来才琢磨过味来，那些孩子体检时，眼神总是飘着的，医生让做动作，也没多少劲头，像是心里揣着别的心思，没把这事儿真正放在心上。或许是觉得家里的日子够舒坦，没必要去部队受那份罪；或许是早就有了别的打算，来体检不过是应个景。可草根不一样，他心里揣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儿，既怕体检过不了，让人笑话，又怕真过了，要面对那两难的抉择——去吧，舅舅和姐夫的日子摆着呢，苦没少受，却没见着多少奔头；不去吧，家里的田地就那么多，一年忙到头也剩不下几个钱，外出打工又啥都不懂，未来茫茫然看不到边。他看着身边的伙伴，有的低着头踢着石子，有的和同伴窃窃私语，心里的天平越发晃得厉害。
一九八六年九月下旬，草根又成了家里的无业者。
心情像被一块浸了水的乌云压着，沉甸甸的，连呼吸都觉得费劲。风里已经带了秋凉，可他心里的憋闷，比三伏天的蒸笼还难熬。父亲还是每天早出晚归，赶着驴车给别人运耐火土。
天还没亮，父亲就摸着黑套好驴车，车辕上挂着两个凉馍、一壶水；等天暗得连锹把都摸不到了，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。运耐火土的路上有个大坡，驴拉着满车土往上爬时，腿都在打颤，父亲得在旁边推着车辕，脸憋得通红，额头上的青筋绷得像要断的弦。母亲看在眼里，跟草根说：“你每天去坡上等着，带根麻绳，车来了就拴在车帮上，帮你爹拉一把，能省不少劲。”那时候草根年纪不大，可打心底里不情愿干这活——不是怕累，是觉得丢人，不体面。若是用拖拉机拉，他肯定二话不说。
村里不少人家盖了新房，有的买了拖拉机跑运输，甚至还有买汽车的，轰隆隆开在路上，多风光。只有他们家，还靠着一头老驴、一辆破车，拉些本地人都不愿干的活，跟人家比，差了可不是一星半点。草根总觉得，干这活的人都是没本事的，而他，不想被人当成“没本事”的人。更让他别扭的是，那个坡就在马路边上，下了油漆马路就是上坡路。父亲拉车时，会使劲吆喝着驴：“嘚嘚——驾！驾！”他得跟着父亲的吆喝往前跑，腰弓得低低的，麻绳勒在肩膀上，火辣辣地疼。每一次弯腰，每一次用力，他都怕碰见熟人，尤其是邻村的同学，更怕碰见她——清池。
